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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上海一名初中女生對我說：“我的班主任老師是個黨員，我很佩服她。可是有一件事使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完全喪失了，因為她作弊。上級要檢查她的教學，她事先安排好誰第一個發言，誰第二個發言，并告訴同學們怎么說，這不是作弊是什么？”

總之，當所有的靈魂已經按照號碼次序選定了自己的生活時，他們列隊走到拉赫西

　　擴充夢和表演夢也都是釋夢方法。擴充是榮格創造的一種方法。它要求做夢者自己擴充夢，講出對夢的印象，講出夢中最令之有感觸的部分。同時釋夢者尋找夢與神話情節、童話故事、傳說等等之間的共同點以求理解夢。例如，一個女人夢見飛蛾撲火。釋夢者可以由此聯系到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個傳說，有人裝上蠟和羽毛作的翅膀飛上天空，飛得離太陽太近了，翅膀的蠟被熔化，人也落下去掉到海里淹死，還可以聯系到中國的夸父逐日的故事，夸父追太陽，結果離太陽太近，因熱而渴死了。從夢和這種傳說中，可以看到一個共同主題，追逐光明，但因離光明太近而死。由對神話的理解，就可以啟發我們去理解那個女人的夢的含義。

并接受老人的祝福。節日前一天，人們開始忙碌，清早起床，打掃牛欄，給

內涵的。但是如果內涵的量是內涵的若干量的一種內在性質，也顯然僅是它們之間的一

　　威尼斯的政治制度原本民主，逐漸變得不民主，1297年以后成了一種排他性的寡頭政治。政治權力的基礎是"大議會"，自那年以后，大議會的成員世襲，而且只限于名門望族。

　　在這樣的家庭里，仍然缺乏文明的基本特征。家庭首腦即父親的隨心所欲的愿望是不受限①性發展過程中有機體的周期性現象確實保存了下來，但它對心理上的性興奮的影響卻被廢棄了。這一變化很可能與嗅覺刺激的減少相關聯，通過這刺激，月經就在男性的心靈上產生一種效果。它們的這一作用為視覺興奮所代替。與周期性的嗅覺刺激相反。視覺興奮可以保持長久的效果。對月經的忌諱就是來自這種“有機體的壓抑”，這是一種對已被克服的發展階段的防御。所有其他的動機大概都只具有次要的性質（參看C.D.戴利的著作，1927年）。當一個廢棄了的文明時期的神變為惡魔時，這一過程就會在另一程度上重復。嗅覺刺激的減弱本身似乎是人類直立起來的結果，是直立行走的結果。直立行走使得以前是被隱藏起來的人類生殖器變得能夠看見并需要保護，因此也就引起了人類的羞恥之情。因此，可以說文明的這一關鍵性的過程是由于人類有了直立行走的姿式而開始的。從這點來看，事情發展的線索便可以說是從嗅覺刺激的衰退和月經期間的分離，到視覺刺激的增長和生殖器官的顯露，然后就發展到持續的性興奮，家庭的建立，從此人類就跨入了文明的大門。這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推測，但它很重要，完全值得根據我們所獲得的關于與人密切相關的那些動物的生活條件的資料加以認真檢驗。一個趨向于清潔的社會事實很清楚地在文化思潮中出現，這一事實在衛生學的思考中已得到了事后證實，但它在人們發現它之前就出現了。趨向于清潔的興趣來自人們要擺脫排泄物的需要，排泄物對于感覺已成為難以相容的東西。我們知道在保育院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排泄物并不會引起孩子們的惡心。糞便作為從他們體內排出的他們身體的一部分，對他們來說是有價值的。對孩子的教育尤其關心促進下一階段的發展，在這一階段，排泄物糞便就會變得毫無價值，令人惡心、討厭并且可惡。體內排泄物如果不是那么臭氣熏天的話，它的價值是不會這樣被否定，以致遭到在人直立行走后嗅覺刺激被貶低的同樣命運。所以，肛門性欲就首先被曾為文明打好基礎的“有機體的壓抑”所征服。對肛門性欲的進一步的轉換負有責任的這一社會事實的存在，被這樣一種情況所證實：就是盡管全人類有了發展性的進步，每個人卻都很少覺得自己排泄出的糞便惡心，他只覺得別人的糞便惡心。所以說，一個人如果不講衛生——他不把自己的糞便隱藏起來的話，他就會觸怒別人；他沒有考慮到別人的利益。這一情況被我們的最強烈、也是最普通的咒罵的語句證實了。如果狗不是由于下述兩個特點引起人們的蔑視，人類用他在動物界最忠實的朋友狗的名字來做咒罵的語句就是不可理解的：一是狗的最重要的感官就是嗅覺，并且它對排泄物并不反感；二是狗對自己的性活動并不感到害羞。

　　雖然如此，必須注意生活上的行動和追求真理二者之間的區別。追求真理，這是我反復說過多次的；因為，至于說到生活上的行動，不聯系到感官，那是非常荒唐的。因此人們經常嘲笑那些懷疑論者，他們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忽視到如此地步，以致必須由他們的朋友們看守住他們，以便防止他們自己陷入深淵。就是為了這個原故，我在另一個地方說：一個有良知的人不能真正對這些事物有所懷疑。可是，當問題在于追求真理，在于知道人類精神能夠靠得住地認識到什么東西時，不愿意認真地把這些東西當做不可靠的、甚至當做假的來拋棄掉，以便指出那些用這樣的辦法拋棄不掉的因而是更確實的、更能被我們認識的、更可靠的東西，這無疑是完全違反理性的。

他本人曾經說過，他絕沒有想到要使現代文明民族回復到原始時代的樸直渾厚中去。他認為自己所能有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制止那些不大的國家的墮落，這些國家由于處在特殊幸運的環境下，還沒有來得及在文明和同文明有聯系的淫風敗俗的道路上走得太遠。怎樣制止呢？盧梭向“立法者”呼吁。可是我們知道，按照他的學說，國家，從而還有立法權，是落在富有階級的手上的。我們有什么根據可以指望立法機關會愿意延緩社會發展的進程呢？難道這符合富有階級的利益嗎？不。這些級階的利益在于擴大他們和窮人的距離。盧梭自己就說，“能左右局勢的人”絕不會違反自己的利益去行事。他能夠指望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只有能夠起來反抗可悲的必然性的人類自由的模糊的希望。換句話說，他只有在使他把必然和自由對立起來的那個哲學上的錯誤中，才能找到安慰。但是哲學上的錯誤并無助于實際方案的嚴謹性。而事實上我們看到，盧梭的實際方案常常是很不嚴謹的。在自己的《對波蘭政府的考察》（“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　ｌ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Ｐｏｌｏｇｎｅ”）中，他還勸告波蘭人注意農業和“使金錢變成可鄙的和盡可能無用的東西”（ｒｅｎｄｒｅ　ｌ’ａｒｇｅｎｔ　ｍéｐｒｉｓａｌｂｅ　ｅｔ，ｓ’ｉｌ　ｓｅ　ｐｅｕｔ，ｉｎｕｔｉｌｅ）。這種勸告的實際意義當然等于零。盧梭自己也感到了這點。他趕緊申明：“我的意思不是要取消貨幣流通，而是要延緩貨幣流通，特別是要指明十分重要的一點：好的經濟制度不是財政的和貨幣的制度。”為了說明和證實自己的思想，他引證李庫爾，說他“為了在斯巴達根除貪婪心理，并沒有消滅硬幣，而是使它變成鐵幣。”也不用說，這類勸告和引證并未能在波蘭人處境困難的時候幫助他們。而當忠于其小國理想的盧梭希望使波蘭人相信，失去許多省份會給波蘭共和國帶來很大利益的時候，波蘭人可能把他的話當作一種惡毒的嘲笑。最后，在自己的關于波蘭農民解放運動的論斷中，盧梭表現出是一個真正的保守派，在這個問題上，卡列林替盧梭辯護是枉費心機的。盧梭勸人逐步地解放波蘭農民，而“沒有顯明的革命”（ｓａｎｓ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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